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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撫基”主人系列故事:邊才國器王士琦單騎平叛播州之亂(上)

作者:  來源:933. CC  時間:2019年06月24日
王士琦(1551—1618),字圭叔,號豐輿,浙江臺州府臨海人,明代軍事家。王宗沐次子。嘉靖三十年(1551)四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廣西,當時王宗沐任廣西按察司僉事。出生前,王宗沐夢見天帝要給他一個像宋代名臣韓琦一樣的兒子。韓琦,字稚圭,識量英偉,天資樸忠,屢決大策,以安社稷。宋英宗嗣位,拜右仆射,封魏國公。所以,王宗沐就以韓琦名和字中的“琦”“圭”二字來給兒子定名和字,希望兒子像韓琦一樣成為國家棟梁。

  士琦沒有辜負王宗沐的期望。他“篤學躬修,練違世務。投艱應卒,方略不窮”。萬歷十一年(1583)三月,與其兄士崧同時高中進士,王家以“父子三進士”而為一時傳頌。據明人沈國元編的《皇明從信錄》記載,這一年的進士中,被任命為庶吉士的有28人,其中以“徐大化、王士崧、梅國楨、王士琦”等人“文聲最著”,兄弟二人都出類拔萃。三年后,其弟王士昌中進士,又以“一門四進士”而傳為佳話。

933. CC  此后,王士琦歷任南京工部主事,兵部郎中、主事。在南京兵部期間,經歷振武營變(又稱南京振武營兵變,是嘉靖間發生在南京的兵卒嘩變)后的南軍,驕橫難治,不守紀律。士琦按律懲治,引發不滿。軍隊以振武營變恐嚇他,他巍然不為所動,而且懲辦得更加嚴厲,最終令軍士震懾,窘然散去,大家都說王士琦“未易撼也”。因為這次“治驕兵不畏強御”,王士琦贏得了“邊才”之名,從而為今后從政打下了扎實基礎。萬歷十五年(1587)十一月,朝廷敕命,升任他為承德郎,給予他的評價是“學有家傳,才為國器。鴻工綜事,蚤蜚譽于起曹;經武詰戎,益馳聲于職部”,稱他經文緯武,堪為國家棟梁。

  萬歷十八年(1590),出任福州太守。在任恪守職責,勤于政事,振刷清理前任留下的積弊,使“百務畢舉”“庭無留牘”。最厲害的是他還有時間延見賓客,安撫百姓,與文人交流,諸事游刃有余,毫無案牘勞形之苦,其精力之充沛,應付之裕如,以至“人咸驚以為神”的地步;他親自教育諸生,所認可提拔的士子多成為名士;每次旱潦祈禱,都有如神助。在任一年左右,就取得了“人歌而誦之,治行為天下第一”的治績。

  萬歷十九年(1591)十二月,其父王宗沐去逝,因此回家丁憂。

  嶄露頭角后的王士琦從此走上“邊才國器”的非凡從政生涯,播州平叛、朝鮮抗倭、順義王封等軍國大事中都有他的身影。他奔馳邊關,援救朝鮮,一直為狼煙四起、危機四伏的明朝邊關穩定而鞠躬盡瘁,參與了“萬歷三大征”(指明神宗萬歷年間,先后在明朝西北、西南邊疆和朝鮮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)中的兩大征,以文官身份,忠誠許國,建功邊關,延續了其父的事功精神和報國之志,成為當時士林和文人敬慕的人物。

  播州位于四川、貴州、湖北間,山川險要,廣袤千里。自唐楊端之后,楊氏世代統治此地,接受中央皇朝任命。

  萬歷初,播州楊氏第29代家主楊應龍為播州宣慰司使,成為播州的領主和都指揮使。他剛愎自用,驕橫跋扈,常常無端殺害轄區內的土民,強取豪奪地方財物,連“五司七姓”都不放過,從而加深了與其他大族之間的矛盾。明廷對楊應龍之亂沒有及時采取有力措施,從而導致應龍恣意妄為、不斷作大,引苗兵先后攻入四川、貴州、湖廣的數十個屯堡與城鎮,搜戮居民,奸淫擄掠。萬歷二十二年(1594)春,四川參將郭成、總兵劉承嗣統兵征楊應龍,敗績于白石口,全軍覆沒。此時,剛從朝鮮抗倭之戰中暫時脫身的明廷才下決心著力解決播州問題,萬歷皇帝令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邢玠總督川貴,勘處播州土司楊應龍。

  歷邊近20年的邢玠,與少數民族打交道的經驗非常豐富,他根據當時情形,覺得應該恩威并施,以安撫為主。朝廷廷議時,大家都認為需要一員能夠勝過百萬之師的能臣出面解決這個問題,邢玠推薦了“邊才”王士琦。

  萬歷二十三年(1595),服滿后的王士琦被任命為重慶知府,協助邢玠負責堪播事宜。王士琦作為王門后學,向來具有儒將之風,崇尚“攻心為上”的兵法,受其父“夫夷雖獷……誠有以安之,則可使為編氓”的思想影響,主張招撫,力圖成就一番“昔相司馬而南人不復叛,漢有汲黯而邊烽以熄”的功績。實地了解情況,“覘知顛末”,認真分析形勢后,他覺得應該和平處理。一是“苗性獷蠢,不可治。急之,則竄鼠穴嘩去;稍緩之,又擾法格殺長吏以為常”,針對苗兵的個性,不能一味用強,也不能稍有示弱;二是楊應龍反叛實際上也有被地方官逼迫的因素,因此,他“反形未具,可以恩信招來”,讓其心悅誠服;三是當時國庫空虛,四川歷經動亂,經濟凋敝,民不堪命,繼續用兵而一時無法解決問題,“則煩費不支,全蜀敝矣”。這正與邢玠的想法不謀而合,得到他的認可。

  于是,四月十二日,他受邢玠之命,帶知縣蒲林、經歷楊繼武、李應春、游擊吳文杰等前往緊鄰播州宣慰司的綦江安穩(今重慶市綦江縣安穩鎮)。他先派綦江縣令到松坎(今貴州省遵義市桐梓縣松坎鎮)去對楊應龍宣布諭令,讓楊到安穩鎮接受審查。楊應龍有所顧慮,觀望不前,也很狡猾,先派其弟楊兆龍整治驛站、準備食物。當日鼓樂大作,很隆重地“郊迎叩頭,致餔資餼牽如禮”。楊兆龍跟縣令說楊應龍已經綁了鬧事的頭目,在緊鄰綦江的播州地界松坎鎮迎候,之所以不敢離開自己的地盤來安穩請罪,是有前車之鑒,害怕安穩的仇民沿途伺機報復以遭殺身之禍,請求王士琦“枉車騎臨貺松坎”,親自接受他“吐肝膽,披腹心”的投誠。

  綦江縣令帶回此話,旁人都覺得危險,怕其中有詐,勸王士琦三思。而且安穩離松坎還有三天路程,萬一有不測,援軍鞭長莫及,不能輕易履湯蹈火。而王士琦性豁達,有大謀略,向來果于任事,他毫不為意,說:“他以為我膽怯了嗎?松坎也是向來的奏勘之地。”于是慨然決定單車前往,頗有少年王陽明單騎闖邊關的過人膽識。

  五月八日,王士琦單車到松坎,楊應龍果然“面縛道旁,泣請死罪,膝行前席,叩頭流血”。王士琦曉以大義,責以利害,對其進行了一番思想教育。楊應龍率領苗人頭目“膝行抱士琦足泣”,表示愿意幫助捉拿朝廷想要的罪人以及向朝廷獻罰金,但要求援引貴州彝族土司安國亨請降伏罪的先例。王士琦在松坎住了三天,寫了《諭過楊應龍申報公文》,向朝廷報告此事。據明人高汝栻《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》載,由于當時“倭氛未靖,大司馬(邢玠)欲緩其文罔,專事東方,天子亦以應龍向有積勞,可其奏”,因此命令楊應龍到安穩接受審問。

  七月二十四日,桀驁自負的楊應龍遵守指令,到安穩投降請罪,跪獻在婁山關沖殺川軍的主犯黃元、阿羔、阿苗等12人代自己受斬,還答應將黃平、白泥、余慶、重安、草塘五個長官司地劃歸貴州省轄,認贖四萬兩黃金用來采伐樹木,由其子楊朝棟代任播州宣慰使,次子楊可棟作為人質扣押重慶府。此事暫時得到平息。

933. CC  十月,朝廷論功,升任王士琦為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巡上川東道兼整飭兵備副使(簡稱川東兵備使),并賞賜銀幣。因其單車諭應龍,令其忌憚,所以專以此任“彈治”楊應龍。此時,雖然川亂暫平,但朝鮮之倭未平,于是在松坎設安邊同知,由綦江知縣蒲林擔任,王士琦監督搭蓋安邊廳官衙,畢事而歸。《四川通志》《重慶府志》《綦江縣志》等因此為王士琦立傳,稱他“威信有方略”,治川期間,“賊不敢犯”。

  萬歷二十四年(1596)春,王士琦刻印了前貴州巡撫江東之的《制苗事略》一書。江東之在貴州巡撫任上很有作為,“黔人稱賢”,有“撫者必以東之為首”的美譽,但在討伐楊應龍時卻慘遭敗績,從而被降黜為民。他憤恨抵家,郁結難舒,著《制苗事略》闡述他的制苗思想。王士琦為總結經驗教訓,刊刻其書,并撰寫跋文,表達了他“治之不以力而無不治者,其治苗之勝算”的安撫思想。在此期間,王士琦還撰寫了《苗地屯糧議》一文,被清人嚴如煜收入《苗防備覽》一書,這是關于湖南西部和貴州東北部苗族地區地理、政治、經濟、風習等方面的綜合性著作,可見王士琦文章的價值。該文論述了官兵屯田一事,他鼓勵巡邏放哨的百姓開墾土城之外“土地膏腴”的地方,如此,“久之,阡陌既富,則廬舍櫛比。即以此民抽選訓練,平居互相守望,有警協為防守。則屯卒募兵之道,均得矣”。這種戰守結合、軍民互動的想法,很契合其“當下受用,打成一片,方為實證實悟”的思想,他的這一想法還與萬歷名臣鄒元標作過深入的探討交流,鄒元標十分認可,并以“世道之責”互相勉勵。

  萬歷二十五年(1597)五月,朝鮮倭患又起,邢玠與王士琦被調往朝鮮抗倭前線。其后,楊應龍的兒子楊可棟在被押至重慶之后意外死亡。楊應龍索要兒子尸體安葬無果,不久又重新起事,以致抗倭有功而升級的王士琦受到牽連,從而受到“禠職回籍”的處分。過了五年,才以降一級的代價出任湖廣右參政。即使如此,他還不忘“條議撫苗八事”,而且“皆鑿鑿中窾”。

  王士琦平播而受到牽連之事,當時人們就認為很不公平。他的堂兄人文地理學家王士性就在《廣志繹》中從地理學的角度分析了楊應龍之所以屢次造反的原因,他說:“播州東通思南,西接瀘,北走綦江,南距貴竹,萬山一水,抱繞縈回,天生巢穴,七日而達內地。然其地坐貴竹,而官系川中,故楊酋應龍伺川中上司則恭,見貴竹則倨,川議賞,貴議剿,非一日矣。”以王士性來看,播州地勢險要,足以據險而守。但“播稱沃土,人人垂涎”,其地處貴州、四川的交界之處,經常受到雙方的覬覦勒索。因此,楊應龍造反,很大原因是官逼民反,事發之初,貴州、四川兩省的巡撫就為是剿還是撫爭論不休。后來的平而復反,也是當地官員戲弄,不僅不把他兒子的尸體還給他,還索要贖罪銀,從而導致楊應龍再次鋌而走險。因此,王士性認為,王士琦當時單車諭應龍之事,是順勢而為,而且“是行也,實賢于數萬師”。在當時邊關告急,無力征剿的情況下,用招撫是最為明智而合算的做法。

  萬歷、天啟年間兩度出任內閣輔臣的葉向高最欣賞王士琦,他說自己在內閣的時候,曾經跟其他輔臣討論過播州的問題,他認為:“夫竭天下之力,攻一土酋,雖開兩郡,拓地千里,然實無分毫租賦入于縣官。而蜀中且歲捐金錢以奉之,其利害得失不較然哉。”他覺得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平定播州,對朝廷來說得不償失。并且后來的事實證明楊應龍的反叛是迫不得已:“方酋伏法之日,攀楯大呼:‘王公在,我曹不至此。殺我曹者,高推官也。’此亦當日得失之鏡也。”從葉向高的描述來看,楊應龍最后死前所說,假如王士琦在,他肯定不會造反,也就是說朝廷如果還一直執行原來的策略,楊應龍是不會鋌而走險的。從中也可以看出楊應龍對王士琦的敬服之心。從史實來看,當時王士琦援朝時,楊應龍就曾表示愿帶5000兵士遠赴遼東征討倭寇,立功贖罪,可惜沒有如愿,否則結局可能截然不同。崇禎十六年(1643)官至太子少保、戶部尚書、文淵閣大學士的黃景昉(1596-1662,明末福建晉江東石人,字太稚,號東厓)也為王士琦鳴不平,他寫了《國史唯疑》一書,該書目的是探索歷代朝政治亂得失、做出公正判斷,在述及平播一事時,他說:“時王士琦亦以欺蔽為罪。考王故嘗單騎入應龍巢諭降之,罰四萬金贖死。才自佳,前罪似可末減。”他認為王士琦很有才能,他的這項罪名應該從輕處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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